在我看来，诗人一生一直会生活在某种对话中：同他的现实和时代对话，同时，又与那些和他自己深刻相关的活着或早已不在的诗人对话。尤其是最后一种，在秘密地决定着诗歌的血液循环。
普希金是最早触及到我那年幼懵懂心灵的几位诗人之一。在文革尚未结束的那些日子里，这种触及无疑属一种冒犯。我难忘当时我从一位年长的外地知青的笔记本上贪婪地转抄《致恰达耶夫》、《致大海》等诗时的那种止不住的全身心颤栗。我当时并不知普希金究竟是怎样一位诗人，更不曾意识到这种触及竟会像卡夫卡所说的砍下的冰斧之于冰海那样，带有一种决定一切的性质……
20多年就这样过去了。我自己的生活历尽变化，我们今天的文学口味或时尚也非昔日可比，但，当我回过头来重读普希金时我仍不能不感到惊异：我们还写什么诗？！一个生于一两个世纪前的诗人，一个经历着爱情、流亡、权贵迫害和致命决斗的诗人，早已用他的热血和鹅毛笔写下了我们！他不仅写下了布洛克、阿赫玛托娃、曼杰斯塔姆他们，甚至也写下了处于另一片大陆的我们这些中国诗人的命运！这里，我不想说“普希金就是我”，但我却想说“普希金就是我们”——的确，在某种意义上！
时光变幻，物是人非，同样的血脉和命运却在循环，这不能不让人感叹，同时也使我感到在今天回过头来重新认识普希金的必要。这种认识，也许从普希金开始，但它一定会上溯到但丁、奥维德，甚至屈原，最后回到阿赫玛托娃、曼杰斯塔姆、布罗茨基和我们自己这里来。认识普希金，也就是认识某种诗歌传统，认识我们自己的历史和作为一个诗人的基本命运。时代变了吗？时代的确变了，写作的方式和语言也变了，但我们依然是普希金的儿女。只要诗歌的基本历史境遇不变，由普希金及其他前辈诗人所确立下来的诗歌的基本法则、精神或元素就依然有效；只要存在着大海、爱情、忠诚与背叛，只要存在着冰雪、权力、广阔的大地和对自由的渴望，普希金就会来到我们中间！换言之，在我们现在甚至将来的写作中，普希金就会始终是一种“缺席的在场”。我这样讲，并非出自对哪一位诗人的盲目崇拜，而是当我在文学和生活中历尽跋涉，对我们自己的历史境遇和写作的性质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后才说出的。当我经历了更多也看到更多之后，我甚至想说：普希金一开始就代表了我们，就注定了要在历史中代表某一类诗歌、某一类诗人的宿命？（请原谅我使用了这样一个词。）
同时我也理解了为什么阿赫玛托娃会在生命最困厄的时期搁下诗笔，转而埋头研究普希金。在那个艰难时代，她需要把普希金重新创造出来，并和他守在一起。这就像普希金自己在流亡期间，在极其孤寂、荒凉的境地会写诗献给古罗马诗人奥维德一样。在文学的历史中，诗人们总是同气相求，他们或是从前世诗人那里辨认自己的前生，从而达到一种更高的认定，或是秘密地寻找自己的守护神。而奥维德，在普希金看来，正是一位诗人与帝国对立的原型，是一位“流放的祖先的神”（正如伟大的屈原！），而诗人与帝国对立，或与一切权力话语不相容，因为他属于“自由的元素”，他天性如此——而无论诗歌给他准备的是利斧或桂冠，苦难或光荣！（按布罗茨基的说法，先是砍头的利斧，然后是桂冠！）也正因为如此，阿赫玛托娃即使在蒙受整个时代的羞辱时也依然是高贵的——那是因为她天性如此，是因为像普希金这样的光荣的存在，不允许她在任何时候低下头！
也因此，让我们向普希金致礼！又一个世纪过去了，诗人所歌唱的夜莺早已在现代的喧嚣中消失，达吉雅娜也许再一次改嫁他人，成为别的故事中的主人公，但诗歌和诗人的根本命运仍没有变——在将来也不会变，纵然悲剧也许会以悲喜剧甚或荒诞剧的形式重新出现。谁写诗，谁“选择了七弦琴”，谁就会发现普希金的音质仍贵重无比，谁迟早就会在自己身上发现他或其他先辈的血缘。
同样，有一种爱也比我们所有想象的更为持久、深刻，它会毫不在乎人世与风尚的变迁。大半个世纪前，阿赫玛托娃曾以她全部的赤诚和怀念写下了这样一首诗：尘世的荣誉如过眼云烟……／我并不希求这种光环。／我曾经把幸福的情愿／向我的所有情人奉献。／有一个人今天还健在，／正和他现在的女友情爱绵绵，／另一个人已化为青铜雕像，／站在雪花飞舞的广场中间。
“另一个人”，或许是指女诗人曾热爱过的布洛克，或许更早：普希金。当现实中的爱遭到破灭，或蒙受时代的羞辱，那永远的普希金就会为我们出现，并同我们至死守在一起。
谨以此文纪念普希金诞辰2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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